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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民族评级机构的品牌,陕西省科协副主席党广录、学会部部长张晓黎等领导莅临了会议

4 12月 , 2019  

铝道网】陕西省有色金属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12月6日在西安隆重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和来宾共86名。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名誉会长、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理事长康义,副秘书长杨焕文,陕西省科协副主席党广录、学会部部长张晓黎等领导莅临了会议。
大会由陕西有色集团总经理助理、学会五届理事会秘书长崔恩静主持;金钼集团党委书记马保平致开幕词;各位领导和嘉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对学会工作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会议传达了中国科协第八次国代表大会精神;听取和审议了陕西有色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学会五届理事会理事长黄晓平所作的学会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陕西有色集团副总经理刘学武就章程修改进行了说明;与会代表审议了新的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和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会上还表彰了论文、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本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积极组织动员全省有色金属工业战线上的广大会员和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社团方针政策,围绕陕西有色金属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继续发挥学会的作用,扎实认真地开展各项活动,为陕西有色金属工业的科技进步,为陕西有色金属行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再做贡献!
这次大会是一次总结过去、开创未来的大会;是一次振奋精神、凝聚人心的大会;是一次动员广大科技人员和学会工作者为实现新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大会。与会代表统一了认识,大家决心同心协力,为学会工作的改革和创新献言献策,为学会的发展和壮大尽心尽力!为陕西有色金属工业“十二五”目标的顺利实现而努力奋斗!
当天下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名誉会长、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理事长康义作了“关于有色金属工业发展的几点思考”的特邀报告;西北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著名宏观经济学家赵守国作了“宏观经济形势与对策”的特邀报告。两个报告起点高、信息量大、紧扣当前形势,引起与会听众高度关注,收到良好效果。

铝道网】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是一家不到20岁的民营评级机构。20年来,筚路蓝缕,磨难重重。即使面对各种质疑,依然为中国争取国际评级体系的话语权而矢志不渝。
大公带头人关建中,是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有着特殊情感的人,面对质疑,他直言不讳:“如果为了钱,只要不做评级,可以挣到更多。但这个行业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太重要了。”
回望10多年的艰辛创业史,关建中给自己总结了3个关键词。 关键词一:抉择
100年来,美国的评级机构通过收购、控制其他国家的评级机构来主导国际评级话语权的做法始终没有变化。在大公的历史上,2002年和2006年曾两次面临被收购。
“2002年,美国机构对大公提出的收购金额更是相当于当时中国所有评级机构10年的收入,”关建中说。面对这样巨大的“诱惑”,立志要闯出一份事业的关键中,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坚持走民族品牌国际化之路。也正是如此,才有了今天依然可称为民族品牌的大公国际。
关键词二:坚守
2005年到2007年,随着三大评级机构纷纷通过合资来抢占市场,大公国际的综合市场占有率从40%下降到了25%。
“面对不利的市场局面,一些高管和员工们选择了离开,但是,大公为中国争夺国际评级话语权的信念却始终没有放弃。”提起过往的种种艰难,关建中的声音不由得有些微微发颤,“面对恶性竞争,大公不为利益所动,坚持民族评级机构的品牌。”
也正因为这样的“坚守”,才使大公能够代表中国发出独立的声音,维护中国的经济安
关键词三:奋起
“自从选择了民族品牌国际化的战略之后,大公选择了评级业务中较有挑战、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较为关键的国家信用评级作为业务的突破口。”关建中将其视为能打开未来之门的“金钥匙”。
历时5年的艰辛研究和开发,大公研发出了一套新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并且在2010年7月向世界首次发出了来自中国的声音《五十个国家信用等级报告》。靠前次突破了美国机构在评级领域中的垄断。
一时间,大公声名鹊起,100多个国家的上千家媒体纷纷对此做了报道。英国《每日电讯》称其“描述了世界信用革命的蓝图”。而关建中的目标还远不止此。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三大评级公司信誉备受质疑,重建国际评级体系的呼吁不绝于耳,而当一个新生力量试图借机站上舞台之时,期待亦有,质疑依然。
2011年,大公国际获得了市场伸出的橄榄枝,白俄罗斯、马来西亚第二大银行联昌银行和葡萄牙第二大银行圣精银行先后委托大公国际为其提供信用评级服务。这对于关建中和他的团队来说是莫大的肯定。
然而,资本市场在露出温情一面的同时也不会回避其残酷的一面。尽管大公先于标准普尔公司数天下调美国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但是,市场对其的回应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如何坚守独立性、如何让市场进一步认可、如何做大做强,关建中深知,要实现为中国争夺国际评级话语权的梦想,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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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念真,1952年生于台湾,父亲是矿工。1973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曾连续三年获得联合报小说奖。1981年起,陆续写了《恋恋风尘》《老莫的第二个春天》《悲情城市》等75部电影剧本,曾获五次金马奖较佳剧本奖、两次亚太影展较佳编剧奖。主持TVBS“台湾念真情”节目三年,舞台剧代表作有《人间条件》系列等。作品《这些人,那些事》2011年9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我觉得不一定要为死者悲哀,但会为生者流泪。
八十年代的台湾给我的感受太强了,现在怎样都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好了。
我的家乡在山坳坳里,很穷困,以前在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活下来,现在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娟发自北京
白衬衫、牛仔裤、帆布鞋,圆圆的黑框眼镜,吴念真看上去始终是《一一》中那个NJ的形象,一个内敛细腻诚实的好人,就像你我身边的每一个ta。
北京的秋天里,读者见面会现场,他坐在人群中谈笑着,带着浓浓的台湾本省人口音。过道里挤满了来听故事的人,人群中不时地爆出一片笑声。
人们都是奔着这个“台湾较会讲故事的人”而来。年近花甲,吴念真觉得自己似乎只剩下奇美的回忆,而“在几乎无声也无观众的演出过程里,和”自己”对戏的另一个的角色就叫”回忆”。那些发生在自己或旁人身上的往事,较终都被他变成文字、音乐、影像……向人们传递着一种能量和养分。
在“中影”老同事、作家小野的眼中,吴念真“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在一群朋友面前吹嘘那些我听过N次的笑话还能口沫横飞面红耳赤”。而他自己从不忌讳“讲故事是被训练出来的”,更多时候是出于工作的需要。生活中的他不像人们看到的那样喧闹和风趣,常常愿意在安静中思考。较感激的事是“书写和阅读”,而未来较想做的事是卖拉面和旅行。
我已经没有故乡了
吴念真从小生活在九份矿区的侯硐村,那里是一个金矿,村子里四百户人家怀着同一个梦想去挖金子。那时候的四百户就像一户人家,不是叔叔就是伯伯、阿姨,每个人都是长辈,小孩子可以端一碗饭,从自己家吃到别人家,他们会把整块鱼放在你碗里,彼此之间没有陌生。当时较恐怖的事是村里拉响警报,广播上播放哪个井发生矿难,随后教室门口就会出现一个穿得像“死神”一样的人,叫着死难家属的孩子,“XXX,来送送你的爸爸。”
他是村子里念过初中的人。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帮邻居读信、写信,不知不觉收集了很多故事和秘密,所以他的故事总比别人多。由于家境贫困,15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去台北打工并在工作之余读完高中。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写小说,讲述矿工的故事,很单纯地希望“政府能够看到,来改变他们的生活”。后来开始创作剧本、写歌词,拍电影、广告,做主持,演话剧……台前幕后都是他的身影,不变的是讲“真实的故事”。
《国际先驱导报》:在写《这些人,那些事》时是怎样的感受? 吴念真:
书里的那些故事都是生命的记忆。当时就想把生命的一点点记忆和人分享,通过书写这个过程来抒发掉那些情感。
我很感激上帝给我两样东西让我不会发疯,一个是书写,一个是阅读。比如这段时间精神状况不是太好,太忙了,忙到有些厌倦、忧郁这样子,我整天会抱着王安忆的《天香》,思绪就会进入早期的上海,可以暂时脱离某些不舒服的状态。
Q:你多次在不同场合讲同样的故事,比如程车司机,比如初恋的故事,是否意味着这些故事有着特别的地位?
A:
老是有人说我很会讲故事,其实我不是很会讲。这可能是在很小的时候不经意被训练出来的,就不得不去讲。有些人的某些工作并不是天生就会的,是在沟通中不断锻炼出来的。
Q:在你的回忆里较难割舍的是什么? A:
我觉得还是较亲近的兄弟姐妹吧。到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五六十岁,就会觉得如果兄弟姐妹都在,那种感觉不一样。除了亲情之外还有属于我们的共同的生命记忆嘛。可以互相安慰互相回忆,可是他们现在不在了,那部分的缺憾就很重。
Q: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故乡,现在还经常回去吗? A:
那里现在没有人了,我已经没有故乡了,这是较悲哀的。当年生活的村子已经变成了废墟、一片荒草,只有两栋房子的框架在那边,其他什么都没有了。我以前心情不好的时候经常回去看一看,小时候的那些快乐,那些和你相处的朋友都跟着回忆回来了。另外一个意义是,我的家乡在山坳坳里,以前很穷困,我就告诉自己说,以前在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活下来,现在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了。
父亲一代是“历史的孤儿”
“是日,东京初雪,多桑无语。”当这些字幕静静地流过画面时,人们都止不住流泪。这是电影《多桑》的片尾,儿子出差去日本,带上父亲的骨灰。
这个故事吴念真也常常讲起。父亲从小受到日本的殖民教育,这一生较大的心愿就是要去日本的皇宫和富士山。在他死后多年,一次吴念真出差去日本,带了他的骨灰,碰巧飞机快降落时,看到夕阳西下的富士山,吴念真就拿出骨灰,让父亲看一眼。
在过安检的时候,吴念真向日本机场安检人员解释盒子里装的是父亲的灵魂,讲了整个日据史和他爸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结。后面等安检的队伍一直等了很久,较后安检人员弄明白了怎么回事,向吴念真深深鞠了一躬。
Q:为什么会拍《多桑》? A:
在我小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画面,父亲抽着烟望着远处发呆。忽然,我听见他喃喃地说,“就像一只鸟仔飞入笼……!”然后没有下文,直到下山回家也没有第二句话。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我拍《多桑》也不是单单为了纪念死去的父亲,是要拍那一代人,不被理解的、沉默的一代人。
Q:父亲一代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A:
你们可能不太懂,那一代人出生就是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从小受日本的教育,根深蒂固。他们经历的人生转折是从“aeuio”变“bopomofo”。可是他的儿子念的书却告诉他日本是侵略者,所以只要听到爸爸讲日本的好话就会觉得很讨厌。有时候想父亲那一代人真的好可怜,他们是台湾的“历史孤儿”,没有归属感,不晓得归属到哪里去。
Q:你在书中说和父亲的关系不是很亲近? A:
可能是受日本教育的缘故,父亲很严肃,跟子女之间不亲密,好像是很近的人其实好远。你没办法知道父亲的故事,他不会告诉你的,都是他的朋友,他的姐姐妹妹间接告诉我。
Q:父亲、弟弟、妹妹都是自杀的方式离开的,这里面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A:
彼此没有关系。我爸爸是矿工的职业病,他当时是没办法呼吸,很不舒服受不了了,他不要那种样子很难看,所以蛮像日本人的,不要拖累小孩子,就这样过去了。弟弟妹妹不一样,妹妹是忧郁症,弟弟是自己的生活遇到太多问题了,他已经没办法解决了。
Q:他们这种方式离开对你看待生命或世界有没有影响? A:
当然会有。我小时候就是在矿区的,矿区平常就有很多意外的死亡,对死亡这件事就会有另外一种看法了,我觉得不一定要为死者悲哀,但会为生者流泪。
较难忘八十年代的台湾
1985年,在东京的PIA杂志影展上,放映了《儿子的大玩偶》一片,讲述了三部关于60年代初期台湾尚未进入经济高速成长期之前的贫民生活的故事。这部好评如潮的作品,改编自黄春明的三部短篇小说。后来,因这部作品中的三个短篇而初次登场的三位新导演侯孝贤、万仁、曾壮祥等人,领头引发了台湾电影的新潮流。
而在那场红红烈烈的浪潮背后,灵魂人物就是年轻的作家吴念真。他和侯孝贤、杨德昌等大师合作,陆续写了《恋恋风尘》、《老莫的第二个春天》、《悲情城市》等75部电影剧本,透过他的作品我们能看到台湾的地方史、一些生活琐事和各种各样的面孔。
Q:作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推手之一,80年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A:
那是一段很难忘的岁月。那时候的台湾,已经慢慢开始民主化,整个的思潮都已经在希望突破独裁政治,不管是音乐、舞蹈还是文学,都好像在有一种新的力量在动,想要冲出去。各种各样的力量汇聚在一起,较棒的一群人都朝着一个信念努力:希望把电影做好,希望台湾电影可以让世界都看到。
在一个蛮美好的时代,可以碰到一些蛮美好的人。他们有已经在台湾拍电影的,你看出来那种聪明跟人家不一样,像侯孝贤;还有刚从国外回来的人,像杨德昌、柯一正他们,后来越回来越多。
Q:现在和当时的人渐行渐远,会不会有一种失落感? A:
当然会有。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风景,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看法。
Q:很留恋那个时代的台湾吗? A:
当然。因为那个年代人和人之间比较单纯,亲密,没有算计。到长大之后,城市已经都是工商业了嘛,感觉是有念书的在掠夺那些没有念书的,人跟人之间充满了算计。不应该说我特别怀念那个年代,而应该说那个年代给我的感受太强了,它那个模型、那个样子太美好了,而现在怎样都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好了,所以会有一个落差。对那个东西有留恋,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活在那个年代。
Q:你觉得自己较艰难的时光是什么时候? A:
现在。较艰难的时光就是现在啊。年轻的时候觉得什么事情都还有机会,即便要改变也都还有机会,做错了也还有机会。到年纪大了负担也大了,要再改变什么就要考虑得比较多一点。

作者:苏小和4405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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